第367章 教育得改
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
秦卫到重庆以前,关于民国的书籍相当畅销,民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一部接着一部,仿佛无穷无尽。少年时有关民国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困苦的记忆似乎也越来越远去,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民国也好像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甚至于在看某些报道或者文章的时候,民国几乎就成了“小资”、“情调”的代名词。虽然还不至于“言必称民国”,但那似乎正在形成一种风尚,把民国时代的许多名人的秩事端出来晒一晒也成了大家的习惯。秦卫就曾看过一段儿描述,有关杜月笙的:
“红十字会,曾设立了很多医院,如宁波时疫医院、仁济医院,救助伤病者不知凡几。又曾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专职救助贫困者,重病患者住院医治、手术、医药及住院费用一概全免。同时红十字会还投身教育,创设许多学校,向学校捐款……这里说的是1931年的事,当时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叫杜月笙!”
读完这几行字,一时间感觉杜月笙仿佛成了大善人。
可谁都知龗道杜月笙是青帮大亨。青帮在上海滩做过的事儿可不少,而且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杜月笙本人也是靠赌和毒起家的。更曾经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残酷镇压上海工人运动,不仅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还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
这算是好人?
当然,杜月笙只是个个例。但细想一下,民国真的像后世描述的那么好吗?
秦卫自己都很明白。那许多追捧民国的人,恐怕也都很清楚那个时代的不完美,甚至也都知龗道民国就是个破烂的国度,别说没有后世被叫烂了的国民生产总值,光是某些地方政府还公开鼓励老百姓种植大烟,收取大烟税,就已经骇人听闻了。而民国所奉行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也搞的非常糟糕,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军队也不是特别会打仗……说白了,民国的自由根本就是乱世的自由。究根到底,其实也是没有法律制度保障的。
然而在民国呆了许久,秦卫却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后世“民国热”的背后,借民国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之块垒的背后。却可能潜伏一种精神危机,就像某位作家说的:“如果说意识形态和历史教科书对民国的书写不乏妖魔化之误。那么后人对民国的追思、赞颂是否存在过度美化、神圣化的嫌疑?将一个人、一种现象、一段历史打入十八层地狱。与将其捧上美轮美奂的神龛,何者罪过更重?”
说到底,历史应该理性地对待,恰如其分地评价,美化和丑化,都不理智。后世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比较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稳定下来了,历史观却没有稳定下来。对于民国的认识理解,往往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在民国历史中寻找符合期待的东西。后世人们怀念的民国风度。比如宽容、自由,是很多有识之士积极争取的结果,但其背后,其实也是有着专制、战争等晦涩的背景。
当然,说这些都远了。
但秦卫在民国呆了许久,有一点却是极度的不爽。
他很反感那些没龗事儿找事儿,总喜欢把自己摆在正义的一方,却只会说,不会做的某些文人。而这些人中,其实也不乏那些铁骨铮铮之辈!对上这些人,就像是现代人对上了海瑞,在赞颂对方的清廉的同时,却又极度憎恶对方的“无能”!
而很显然,民国的文人虽然有不少清贫自守者,大多数却并不像想像中过得那以悲惨。
……
“明末‘东林党’,吃饱了撑的没龗事儿干,总以为全天下都得照着他们的规矩转才算合理,却不知龗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痛骂了几百年的魏忠贤,以及魏忠贤所率领的所谓‘阉党’还不如……或许他们知龗道,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己。毕竟他们都那么聪明,而且大多都很识时务!”
“我民国文人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先生一生不党,拒不做官,因为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还有一位刘文典教授,敢跟蒋委员长拍桌子叫板,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前段时间,他发文攻击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蒋委员长要他去官邸解释,结果马教授大怒,称‘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这是值得人们敬佩的文人。因为他们要么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要么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以身作则,影响了我们这些后来者。”
“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文学领域!”
“在德国和日本,理工科类人才占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也超过百分之七十……而我们,却不还足百分之二十!”
“原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司徒雷登先生说过,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说这是战争导致了大饥荒。可1929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那里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而最可怕的……当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饥饿可以让人泯灭掉最基本的人性!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曾见过这样一些让人无法相信的事情:一对饿极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六个孩子绑在树上,为的是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出龗去讨饭,因为人少的时候总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一位母亲怀抱着出生不久的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乞讨,走到一个村头。母亲再也走不动了,打发两个孩子进村讨要,她在村头的树下休息,结果两个孩子回来时发现,母亲已经饿死,而那饥饿的婴儿还叨着妈妈的奶头,使劲吮着;还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来最龗后的一顿饱饭,然后全家一起自杀……”
“我们有无数优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方面的人才。这个领域的人数超过我们全中国受高等教育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可我们这个国家的文盲率,在民国二十八年(1339)的时候,依然高达%!”
“叶圣陶、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推行大众教育,提倡文化救国。我们为他们的远见卓识而喝彩。为他们的行动而喝彩!但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先吃饱了才能去学别的。所以。在教学这前,我们更加需要找到方法,先让这无数的老百姓能吃饱穿暖,有个可以容身的地方……”
“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同样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在教育方面,我们首先要扩大理工农医这些科系的受教育人数!”
“但我们的学校似乎更加衷心于文学。”
“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家层出不穷。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人却少之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看过不少文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感叹过生活的不易,可我很想跟这些人算一笔账……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现在,即便是有战争,这个水平也并未降低多少。这就是说,知识份子是我们当代的高收入阶层!这一点丝毫也不过分。……再举个例子,‘八.一三’事变后,某著名诗人夫妇于举家移居杭州,据说原因非常简单,上海生活费太贵了。在杭州,他们深居简出,每天就是读书、写作、会友,过了一段十分平静的日子。但是这种寄情于山水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这对夫妇决定盖一栋自己的房子。他们花1700元买下了杭州某座山后的30亩山地,接着又置换地皮建屋。这个新家于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万六千多元……这种水平,他们却嫌上海生活费太贵!”
“我们在美国的胡大使,他有一位学生,爱打扮,狂追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女学生拒绝,此君向胡大使哭诉。适逢该女生也来找胡大使投诉禽兽老师。胡大使劝道:他顽固的爱你。该女生回答:我顽固的不爱他。随后,此君以自杀相胁,该女生遂屈服,嫁于心目中的‘禽兽老师’。不久,此君出轨,又顽固的爱上了一位女诗人……”
“说真的,别人的生活与我们无关,但是,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太多这样的‘家’。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用知识让人民吃饱穿暖,能让我们的科技进步,能够从更多的方面对人民起到好龗的作用的人才……呐喊,或者唤醒,总也要人民吃饱肚子,穿上暖和的衣裳吧?”
“所以,本人认为,教育部应该首先做出表率,与各大院校商讨,缩减文学各专业的经费,增加对理工农医类学科的扶助。这才是一个做教育的正经态度!”
“——李德!”
……
戴笠到白公馆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教育必须改变》的文章,这篇文章很短,写得也乱七八糟,但却在时下紧张的气氛中再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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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卫到重庆以前,关于民国的书籍相当畅销,民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一部接着一部,仿佛无穷无尽。少年时有关民国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困苦的记忆似乎也越来越远去,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民国也好像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甚至于在看某些报道或者文章的时候,民国几乎就成了“小资”、“情调”的代名词。虽然还不至于“言必称民国”,但那似乎正在形成一种风尚,把民国时代的许多名人的秩事端出来晒一晒也成了大家的习惯。秦卫就曾看过一段儿描述,有关杜月笙的:
“红十字会,曾设立了很多医院,如宁波时疫医院、仁济医院,救助伤病者不知凡几。又曾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专职救助贫困者,重病患者住院医治、手术、医药及住院费用一概全免。同时红十字会还投身教育,创设许多学校,向学校捐款……这里说的是1931年的事,当时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叫杜月笙!”
读完这几行字,一时间感觉杜月笙仿佛成了大善人。
可谁都知龗道杜月笙是青帮大亨。青帮在上海滩做过的事儿可不少,而且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杜月笙本人也是靠赌和毒起家的。更曾经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残酷镇压上海工人运动,不仅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还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
这算是好人?
当然,杜月笙只是个个例。但细想一下,民国真的像后世描述的那么好吗?
秦卫自己都很明白。那许多追捧民国的人,恐怕也都很清楚那个时代的不完美,甚至也都知龗道民国就是个破烂的国度,别说没有后世被叫烂了的国民生产总值,光是某些地方政府还公开鼓励老百姓种植大烟,收取大烟税,就已经骇人听闻了。而民国所奉行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也搞的非常糟糕,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军队也不是特别会打仗……说白了,民国的自由根本就是乱世的自由。究根到底,其实也是没有法律制度保障的。
然而在民国呆了许久,秦卫却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后世“民国热”的背后,借民国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之块垒的背后。却可能潜伏一种精神危机,就像某位作家说的:“如果说意识形态和历史教科书对民国的书写不乏妖魔化之误。那么后人对民国的追思、赞颂是否存在过度美化、神圣化的嫌疑?将一个人、一种现象、一段历史打入十八层地狱。与将其捧上美轮美奂的神龛,何者罪过更重?”
说到底,历史应该理性地对待,恰如其分地评价,美化和丑化,都不理智。后世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比较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稳定下来了,历史观却没有稳定下来。对于民国的认识理解,往往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在民国历史中寻找符合期待的东西。后世人们怀念的民国风度。比如宽容、自由,是很多有识之士积极争取的结果,但其背后,其实也是有着专制、战争等晦涩的背景。
当然,说这些都远了。
但秦卫在民国呆了许久,有一点却是极度的不爽。
他很反感那些没龗事儿找事儿,总喜欢把自己摆在正义的一方,却只会说,不会做的某些文人。而这些人中,其实也不乏那些铁骨铮铮之辈!对上这些人,就像是现代人对上了海瑞,在赞颂对方的清廉的同时,却又极度憎恶对方的“无能”!
而很显然,民国的文人虽然有不少清贫自守者,大多数却并不像想像中过得那以悲惨。
……
“明末‘东林党’,吃饱了撑的没龗事儿干,总以为全天下都得照着他们的规矩转才算合理,却不知龗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痛骂了几百年的魏忠贤,以及魏忠贤所率领的所谓‘阉党’还不如……或许他们知龗道,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己。毕竟他们都那么聪明,而且大多都很识时务!”
“我民国文人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先生一生不党,拒不做官,因为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还有一位刘文典教授,敢跟蒋委员长拍桌子叫板,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前段时间,他发文攻击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蒋委员长要他去官邸解释,结果马教授大怒,称‘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这是值得人们敬佩的文人。因为他们要么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要么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以身作则,影响了我们这些后来者。”
“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文学领域!”
“在德国和日本,理工科类人才占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也超过百分之七十……而我们,却不还足百分之二十!”
“原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司徒雷登先生说过,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说这是战争导致了大饥荒。可1929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那里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而最可怕的……当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饥饿可以让人泯灭掉最基本的人性!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曾见过这样一些让人无法相信的事情:一对饿极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六个孩子绑在树上,为的是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出龗去讨饭,因为人少的时候总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一位母亲怀抱着出生不久的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乞讨,走到一个村头。母亲再也走不动了,打发两个孩子进村讨要,她在村头的树下休息,结果两个孩子回来时发现,母亲已经饿死,而那饥饿的婴儿还叨着妈妈的奶头,使劲吮着;还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来最龗后的一顿饱饭,然后全家一起自杀……”
“我们有无数优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方面的人才。这个领域的人数超过我们全中国受高等教育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可我们这个国家的文盲率,在民国二十八年(1339)的时候,依然高达%!”
“叶圣陶、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推行大众教育,提倡文化救国。我们为他们的远见卓识而喝彩。为他们的行动而喝彩!但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先吃饱了才能去学别的。所以。在教学这前,我们更加需要找到方法,先让这无数的老百姓能吃饱穿暖,有个可以容身的地方……”
“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同样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在教育方面,我们首先要扩大理工农医这些科系的受教育人数!”
“但我们的学校似乎更加衷心于文学。”
“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家层出不穷。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人却少之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看过不少文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感叹过生活的不易,可我很想跟这些人算一笔账……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现在,即便是有战争,这个水平也并未降低多少。这就是说,知识份子是我们当代的高收入阶层!这一点丝毫也不过分。……再举个例子,‘八.一三’事变后,某著名诗人夫妇于举家移居杭州,据说原因非常简单,上海生活费太贵了。在杭州,他们深居简出,每天就是读书、写作、会友,过了一段十分平静的日子。但是这种寄情于山水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这对夫妇决定盖一栋自己的房子。他们花1700元买下了杭州某座山后的30亩山地,接着又置换地皮建屋。这个新家于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万六千多元……这种水平,他们却嫌上海生活费太贵!”
“我们在美国的胡大使,他有一位学生,爱打扮,狂追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女学生拒绝,此君向胡大使哭诉。适逢该女生也来找胡大使投诉禽兽老师。胡大使劝道:他顽固的爱你。该女生回答:我顽固的不爱他。随后,此君以自杀相胁,该女生遂屈服,嫁于心目中的‘禽兽老师’。不久,此君出轨,又顽固的爱上了一位女诗人……”
“说真的,别人的生活与我们无关,但是,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太多这样的‘家’。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用知识让人民吃饱穿暖,能让我们的科技进步,能够从更多的方面对人民起到好龗的作用的人才……呐喊,或者唤醒,总也要人民吃饱肚子,穿上暖和的衣裳吧?”
“所以,本人认为,教育部应该首先做出表率,与各大院校商讨,缩减文学各专业的经费,增加对理工农医类学科的扶助。这才是一个做教育的正经态度!”
“——李德!”
……
戴笠到白公馆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教育必须改变》的文章,这篇文章很短,写得也乱七八糟,但却在时下紧张的气氛中再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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