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7章 太宗篇24 反弹开始
边地的土豪们,他们在面对朝廷大政时,往往反应过激,并且易于采取一些暴烈的行动,粗糙莽撞,不讲方式方法,这实则是缺乏手段的一种表现。
而相比于边鄙那种刺刀见红的正面抗争,发生在大汉核心农耕道州地区的对抗,则要更聪明,更隐蔽,也更难缠。
毕竟,比起那些不通礼仪、不晓分寸的乡巴佬,如中原、河北、湖广、江南这些地区,汇集的可是大汉的权贵与贤达,再次也是乡绅名流,比起一般的土豪,他们才是与朝廷新政博弈的主力军。
不管是认知、影响,还是手中掌握的权力、实力,以及能够发挥调用的能量,都不是那些发生在边鄙的闹腾所能并论的。
而经过七年的试探、碰撞、纠缠过后,大汉帝国在土地问题上占有核心利益的勋贵、官僚、地主们,其应付手段也在岁月的流逝之下,不不断进化。
从最初的争议,到明里设阻、暗中对抗,再到钻法条漏洞,在保证人身依附的情况下完成名义上的分地到户,再到如今肆无忌惮隐瞒土地,这其中发生着的,就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权贵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
但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他们都没有直接的对抗,那是下策,过分了只会招致朝廷的凶狠打压。
而除此之外,他们有数不清的手段、办法,掌握知识、熟悉法条,甚至掌握法条解释权的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会迸发大量的灵感,去迂回,去斜插,从侧面,从背后发起“进攻”。而那些隐藏在暗中的阻挠,也是更难缠的。
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大汉税税改发展到如今,已经陷入到一种停滞的地步。整个过程的发展状态也很清晰,从初期的势如破竹,到中期的纠缠碰撞,到如今的挣扎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改革力度再往下探,谁也不知道会掀起怎样的浊浪,会不会影响国家稳定,危及朝廷统治。
当然,到目前为止,税改的成果还是可观的。其一,对各层地主阶级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其二,不论有实还是仅拥其名,凭空诞生了大量的自耕农,土地兼并的情况有所抑制;
其三,新税制下,小农小户的粮税负担是有所减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
其四,则是大汉的财税有了一定的增长,当然,增幅并不大。
尤其是第四条,这也能从侧面反应出税改的一些问题,仅从改革初衷而言,并不是因为朝廷的财政出现了大问题,中央收不上地方的税了,那就是世祖皇帝的一次乾刚独断般的尝试
这也是不为许多人所接受的一点,在许多臣僚眼中,此次税改是完全没必要的,甚至打心里认为是世祖皇帝又瞎折腾了
在税改的这七年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量的改革先锋、行家里手,呈现出一派群情一致的气象。
不可否认,在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他们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设想,也愿意为“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尽一份心力。但同样,这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
至于剩下的人,有些是无脑遵从皇帝的诏令,有些是心存疑虑但面上大力支持实际行动则有限,有些则是单纯迫于世祖皇帝权威不敢违逆
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极一时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带有投机心理,当然在税改中表现出突出干才的,也的确升了官,晋了职。
一个潘佑,一个郑起,两个南臣,都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后者,潘佑还有名声加成,又有老相赵普的提携,而郑起呢,为官刚直得罪了数不清的人,如今却已是堂堂的辽东道主官。
因此,至少可以下半个结论,大汉帝国起于开宝晚期的这场税改,是一次并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致力于解决土地矛盾、缓和统治矛盾的积极实践。
到如今,在开宝远去、雍熙道来的当下,这份实践也已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是继续深入改革,还是适时收手,这个问题已然摆在了皇帝刘旸面前。
对过去七年的税改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博弈的过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勋贵、官僚,还是地主商贾,都一直处在妥协的地位。
朝廷进一步,他们挡一下,挡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复,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团退至妥协的底线。
那几乎是一种“社会意识”,由大汉勋贵、官僚、地主阶级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皇帝要进行改革,朝廷要改变税制,他们阻止不了,也没想着完全阻止,否则就太小觑当前帝国体制对于皇帝权威的加成,但同样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说了算了。
在费尽心思、千方百计与新政的拉扯对抗中,那份“底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以土地作为税制标准,以土地数量区分税额等级,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愿意曝光多少土地,将之“分”给族民、扈从、佃户,又愿意把多少土地登记在官府的籍册上,却得有个讨论的空间。
而朝廷若想着全贪全占,让大伙把家底都露出来,那就触及大伙的“底线”了,也必然引发反抗。当然,在进行试点改革的时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点,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彻底把权贵、地主“打倒”,“压服”,就这,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混乱。
朝廷可以在一县,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面丈量,但绝不可能铺开到全国范围内,那根本做不到,毕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国的根基(勋贵、官僚)给掘了,革命也不是革自己的命。
事实上,当初选择京畿、河南作为试点,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就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选择,无他,阻力太大了。想着就在眼皮子底下好把控,想着从硬骨头开啃,结果证明想多了。
早在世祖皇帝驾崩之前,各地对于税改的反击就已经开始了,当然,也是怕世祖皇帝发飙,掀桌子杀人,还算克制。
但在那三两年,各种因为税改产生的问题,如纸片一般飞向京城,呈到政事堂诸相案头,甚至进入皇帝与太子的视野。
虽然针对性很强,但人家也不是无的放矢,往往言之有物,确有其事,但争议归争议,反对归反对,整体上还算在“规则”之内。
但自世祖皇帝驾崩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更准确得来说,是在刘旸登基后的半年里,情况变了,上上下下,自内而外,矛盾升级,冲突加剧。
地方上,屡屡传出因为对土地清丈结果不满,导致的骚乱,民与民之间,村与村之间。在税制内容上,山地、丘陵问题,肥田、瘠田问题,水田、旱田问题,凡此种种,都引发民间的冲突与骚乱,各地官府也是头疼不已。
同时,官吏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囫囵吞枣,敷衍了事;前任一个做法,继任者又一个做法;地方官僚对税改大权的争夺;改职吏与地方官僚借税改名义,对政敌进行打击报复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当然,一些改革派、税改官本身无能甚至贪婪不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并且被人抓住痛脚,狠狠攻讦。
还有一些人,从改革派变成中间派,从锐意进取,变得蹉跎懈怠,乃至直接跳反,投入保守派的阵营,开始以丰富的改制经验去反对改制,攻击那些失误、缺陷之处。更有甚者,被地方上的势力拉下水,不只在改革上松手放纵,还沆瀣一气,欺瞒朝廷。
而地方上的势力,也开始卷土重来,很多分到地的新自耕农,不只要还主家的“借贷”,还要缴纳新制下的正税。有些猖獗的地方,甚至直接照着原本的主佃分成来算,也就意味着,这部分新自耕农们,不只在实际上保留着原本的佃户身份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向朝廷缴纳一部分正税,这就是新税制带来的改变。
很多底层百姓,做佃户时,还能勉强度日,成为自耕农后,有了自己名义上的土地,日子反而更加清苦了。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引发不满,甚至怨愤,而这一部分民怨,在有心人的引导下,自然指向朝廷,指向那些税改官吏,指向新税制。
再多些压迫的动作,再多一些挑唆,骚乱就产生了。到雍熙元年七月之前,半年多的时间内,河东、关内、剑南、两淮、三江诸道,发生了上百次民乱。
尤其是江西道下属的丰城县,竟然发生上千乱民冲击县城,打破衙门,杀害官吏,形同造反。虽然迅速被镇压了,但影响极其恶劣,这可不是边远地区的蛮族少民作乱,而是汉人。上一次,还得是榆林之乱中的袁氏兄弟
而这些乱象,伴随着各种声音,层层上报,有如万千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声势滔天,直指新税制。而在皇帝最新收到的十几分奏章中,已经有人建言,该废除新弊制,恢复旧制,还天下以安宁了
虽然只是开个头,但皇帝刘旸,已然能感受到一道轻薄奏章背后,紧随而来的涛涛声浪,汹涌舆情,他即将面对的或许也是铺天盖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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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比于边鄙那种刺刀见红的正面抗争,发生在大汉核心农耕道州地区的对抗,则要更聪明,更隐蔽,也更难缠。
毕竟,比起那些不通礼仪、不晓分寸的乡巴佬,如中原、河北、湖广、江南这些地区,汇集的可是大汉的权贵与贤达,再次也是乡绅名流,比起一般的土豪,他们才是与朝廷新政博弈的主力军。
不管是认知、影响,还是手中掌握的权力、实力,以及能够发挥调用的能量,都不是那些发生在边鄙的闹腾所能并论的。
而经过七年的试探、碰撞、纠缠过后,大汉帝国在土地问题上占有核心利益的勋贵、官僚、地主们,其应付手段也在岁月的流逝之下,不不断进化。
从最初的争议,到明里设阻、暗中对抗,再到钻法条漏洞,在保证人身依附的情况下完成名义上的分地到户,再到如今肆无忌惮隐瞒土地,这其中发生着的,就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权贵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
但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他们都没有直接的对抗,那是下策,过分了只会招致朝廷的凶狠打压。
而除此之外,他们有数不清的手段、办法,掌握知识、熟悉法条,甚至掌握法条解释权的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会迸发大量的灵感,去迂回,去斜插,从侧面,从背后发起“进攻”。而那些隐藏在暗中的阻挠,也是更难缠的。
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大汉税税改发展到如今,已经陷入到一种停滞的地步。整个过程的发展状态也很清晰,从初期的势如破竹,到中期的纠缠碰撞,到如今的挣扎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改革力度再往下探,谁也不知道会掀起怎样的浊浪,会不会影响国家稳定,危及朝廷统治。
当然,到目前为止,税改的成果还是可观的。其一,对各层地主阶级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其二,不论有实还是仅拥其名,凭空诞生了大量的自耕农,土地兼并的情况有所抑制;
其三,新税制下,小农小户的粮税负担是有所减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
其四,则是大汉的财税有了一定的增长,当然,增幅并不大。
尤其是第四条,这也能从侧面反应出税改的一些问题,仅从改革初衷而言,并不是因为朝廷的财政出现了大问题,中央收不上地方的税了,那就是世祖皇帝的一次乾刚独断般的尝试
这也是不为许多人所接受的一点,在许多臣僚眼中,此次税改是完全没必要的,甚至打心里认为是世祖皇帝又瞎折腾了
在税改的这七年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量的改革先锋、行家里手,呈现出一派群情一致的气象。
不可否认,在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他们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设想,也愿意为“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尽一份心力。但同样,这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
至于剩下的人,有些是无脑遵从皇帝的诏令,有些是心存疑虑但面上大力支持实际行动则有限,有些则是单纯迫于世祖皇帝权威不敢违逆
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极一时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带有投机心理,当然在税改中表现出突出干才的,也的确升了官,晋了职。
一个潘佑,一个郑起,两个南臣,都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后者,潘佑还有名声加成,又有老相赵普的提携,而郑起呢,为官刚直得罪了数不清的人,如今却已是堂堂的辽东道主官。
因此,至少可以下半个结论,大汉帝国起于开宝晚期的这场税改,是一次并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致力于解决土地矛盾、缓和统治矛盾的积极实践。
到如今,在开宝远去、雍熙道来的当下,这份实践也已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是继续深入改革,还是适时收手,这个问题已然摆在了皇帝刘旸面前。
对过去七年的税改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博弈的过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勋贵、官僚,还是地主商贾,都一直处在妥协的地位。
朝廷进一步,他们挡一下,挡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复,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团退至妥协的底线。
那几乎是一种“社会意识”,由大汉勋贵、官僚、地主阶级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皇帝要进行改革,朝廷要改变税制,他们阻止不了,也没想着完全阻止,否则就太小觑当前帝国体制对于皇帝权威的加成,但同样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说了算了。
在费尽心思、千方百计与新政的拉扯对抗中,那份“底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以土地作为税制标准,以土地数量区分税额等级,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愿意曝光多少土地,将之“分”给族民、扈从、佃户,又愿意把多少土地登记在官府的籍册上,却得有个讨论的空间。
而朝廷若想着全贪全占,让大伙把家底都露出来,那就触及大伙的“底线”了,也必然引发反抗。当然,在进行试点改革的时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点,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彻底把权贵、地主“打倒”,“压服”,就这,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混乱。
朝廷可以在一县,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面丈量,但绝不可能铺开到全国范围内,那根本做不到,毕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国的根基(勋贵、官僚)给掘了,革命也不是革自己的命。
事实上,当初选择京畿、河南作为试点,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就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选择,无他,阻力太大了。想着就在眼皮子底下好把控,想着从硬骨头开啃,结果证明想多了。
早在世祖皇帝驾崩之前,各地对于税改的反击就已经开始了,当然,也是怕世祖皇帝发飙,掀桌子杀人,还算克制。
但在那三两年,各种因为税改产生的问题,如纸片一般飞向京城,呈到政事堂诸相案头,甚至进入皇帝与太子的视野。
虽然针对性很强,但人家也不是无的放矢,往往言之有物,确有其事,但争议归争议,反对归反对,整体上还算在“规则”之内。
但自世祖皇帝驾崩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更准确得来说,是在刘旸登基后的半年里,情况变了,上上下下,自内而外,矛盾升级,冲突加剧。
地方上,屡屡传出因为对土地清丈结果不满,导致的骚乱,民与民之间,村与村之间。在税制内容上,山地、丘陵问题,肥田、瘠田问题,水田、旱田问题,凡此种种,都引发民间的冲突与骚乱,各地官府也是头疼不已。
同时,官吏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囫囵吞枣,敷衍了事;前任一个做法,继任者又一个做法;地方官僚对税改大权的争夺;改职吏与地方官僚借税改名义,对政敌进行打击报复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当然,一些改革派、税改官本身无能甚至贪婪不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并且被人抓住痛脚,狠狠攻讦。
还有一些人,从改革派变成中间派,从锐意进取,变得蹉跎懈怠,乃至直接跳反,投入保守派的阵营,开始以丰富的改制经验去反对改制,攻击那些失误、缺陷之处。更有甚者,被地方上的势力拉下水,不只在改革上松手放纵,还沆瀣一气,欺瞒朝廷。
而地方上的势力,也开始卷土重来,很多分到地的新自耕农,不只要还主家的“借贷”,还要缴纳新制下的正税。有些猖獗的地方,甚至直接照着原本的主佃分成来算,也就意味着,这部分新自耕农们,不只在实际上保留着原本的佃户身份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向朝廷缴纳一部分正税,这就是新税制带来的改变。
很多底层百姓,做佃户时,还能勉强度日,成为自耕农后,有了自己名义上的土地,日子反而更加清苦了。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引发不满,甚至怨愤,而这一部分民怨,在有心人的引导下,自然指向朝廷,指向那些税改官吏,指向新税制。
再多些压迫的动作,再多一些挑唆,骚乱就产生了。到雍熙元年七月之前,半年多的时间内,河东、关内、剑南、两淮、三江诸道,发生了上百次民乱。
尤其是江西道下属的丰城县,竟然发生上千乱民冲击县城,打破衙门,杀害官吏,形同造反。虽然迅速被镇压了,但影响极其恶劣,这可不是边远地区的蛮族少民作乱,而是汉人。上一次,还得是榆林之乱中的袁氏兄弟
而这些乱象,伴随着各种声音,层层上报,有如万千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声势滔天,直指新税制。而在皇帝最新收到的十几分奏章中,已经有人建言,该废除新弊制,恢复旧制,还天下以安宁了
虽然只是开个头,但皇帝刘旸,已然能感受到一道轻薄奏章背后,紧随而来的涛涛声浪,汹涌舆情,他即将面对的或许也是铺天盖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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